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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高管薪酬管制与政治动机
时间:2020-03-05 13:52:40    来源:www.xiandaishangye.cn    浏览次数:    杂志首页    我来说两句()

 陈斯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  山东青岛  266580

摘要:本文以我国国企存在高管薪酬管制这一特殊制度为背景,以2006年~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政治动机对国企高管超额薪酬和对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治动机为国企高管获得超额薪酬提供了机会,同时削弱了以员工薪酬的倍数确定高管薪酬这一薪酬管制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有效进行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深化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超额薪酬薪酬管制政治动机

中图分类号:F272.92;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889(2020)03-0000-02

 

一、引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合理设计国企高管薪酬,自从推出了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制度后,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国企高管薪酬的研究。然而,研究结果与现实情况却存在着矛盾。

几乎所有文献都认为薪酬管制将会对企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由于薪酬管制的滞后性和刚性导致薪酬安排脱离实际,引发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如高管腐败;既然基于业绩的薪酬安排无法有效实施,那么替代的、多元的非货币性薪酬便应运而生,如在职消费(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2005)。

然而,薪酬管制无效的观点与我国制定政策的思路并不吻合。以薪酬管制无效为出发点,国家相关部门从2003年出台相关政策,放松了薪酬管制的力度,实施“年薪制”和“股权激励”。这次改制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却随之带来了许多问题,如“天价高薪”和“薪酬涨,业绩跌”。随后,2009以来为了加强对国企高管薪酬的管制,一系列的“限薪令”相继出台。

可见,薪酬管制无效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市场。本文以2006年~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超额薪酬、薪酬管制与政治动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薪酬管制对国企高管超额薪酬的获得有削弱作用,但这一作用受到政治动机的负面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企业绩效的提升为国企高管超额薪酬的获得提供了机会,因此国企出资人通过将经理人收入与企业职工工资水平挂钩来进行薪酬管制(刘小玄2001;陈冬华2003)。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2005)认为薪酬管制内生于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和政府的行政干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信息劣势和政府干预导致的国企目标多元化,都模糊了企业业绩与经营者付出之间的关系,实行“一刀切”的薪酬管制成为政府作为出资人的唯一办法。黄再胜、王玉(2009)认为薪酬管制内生于政府对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和转型期国企高管身份的模糊性。出于国企初次收入分配公平的偏好和转型期高管身份的模糊性导致其收入的不确定性,政府主管部门有对高管进行薪酬管制的冲动。陈冬华等(2005)、陈信元等(2009)认为薪酬管制会导致在职消费和高管腐败。既然高管没有获得与他们的付出相匹配的货币性薪酬,他们将寻求非货币性薪酬以及利用自己的职位便利谋取私利。虽然在理论上薪酬管制有如此多的弊端,但现实政策却一再推崇“限薪令”来进行薪酬管制。是否存在一种因素弱化了薪酬管制与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呢?国企高管由于身份的模糊性,他们不仅有获取薪酬的需要,还有政治晋升的需求。

因此,提出假设:国企高管超额薪酬与相对薪酬正相关,但是政治动机弱化了它们之间的敏感性。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以2006年~2017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本文以2006年为起点是因为,虽然2005年开始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管理层薪酬,但由于存在缓冲期,数据库并没有收集到2005年的相关数据,从2006年开始才有完整披露。本文数据来源于同花顺(iFind)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做了进一步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和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2)对连续型变量进行1%水平上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说明

1.解释变量。相对薪酬(RP),收入最高的前三位高管人均薪酬相对于员工人均薪酬的倍数。政治动机(PM),企业为央企时取1,否则取0

2.控制变量。企业绩效(FP),用总资产收益率表示。企业规模(SIZE),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DR),即总负债÷总资产。无形资产比(IAR),即无形资产÷总资产。董事会规模(LBS),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独立董事比例(RID),即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两职合一(DUAL),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时取1,否则取0。成长性(GROWTH),即总资产增长率。股权集中度(OC),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行业变量(IND),区域变量(REG),年度变量(YEAR)。

3.被解释变量。绝对薪酬(AP),前三位高管人均薪酬的自然对数。超额薪酬(EP),用绝对薪酬与预期薪酬的差额表示如下。

 

 

(三)模型构建

选取国有企业样本,将超额薪酬()与相对薪酬()、政治动机()以及交乘项()进行回归。

模型:

(四)实证检验

    表报告的回归结果表明,国企高管超额薪酬()与相对薪酬()正相关,但与相对薪酬()和政治动机()的交乘项负相关。这表明国企高管超额薪酬的获得能通过薪酬管制得到控制,但政治动机弱化了管制效率。由此,假设得证。

  国企高管超额薪酬与相对薪酬、政治动机的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T值

SIZEit

-0.1155***

-25.13

DRit

0.0222

0.86

RPit

0.0621***

43.64

PMit

0.2183***

13.86

RPit×PMit

-0.0107***

-5.64

IARit

-0.4240***

-5.52

LBSit

-0.0341

-1.38

RIDit

0.1416

1.57

DUALit

-0.0530***

-3.59

GROWTHit

0.0471***

4.92

OCit

0.3202***

10.51

IND

已控制

REG

已控制

YEAR

已控制

调整R²

0.3860

F值

112.4995***

n

10275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由于我国企业性质的特殊性,合理设计国企高管薪酬一直是政府和大众关注的焦点。随着市场化机制的日趋成熟和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我国基本上建立了以企业绩效,即高管努力程度和管理能力为基础的薪酬激励机制。而超额薪酬的出现使人们开始思考薪酬激励机制是否还有未考虑周全的地方。结合我国政策推崇薪酬管制的现实情况,本文引入政治动机这一独立于企业绩效的变量,以此研究薪酬管制效率情况。本文选取2006年至2017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超额薪酬的影响因素和薪酬管制效率问题。研究发现,政治动机是国企高管获得超额薪酬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由于它的存在削弱了薪酬管制效率。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建议基于企业性质对国企高管薪酬实行分类管理。对于具有垄断性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企,以企业绩效为主要依据确定高管薪酬有失公允。这些企业本身就受到国家政策的倾斜和政府补助的优待,其高管的官员身份比其他类型的国企更加明显,具有更加强烈的政治晋升动机,因此应该加强对这类国企高官的薪酬管制,同时,建立相应的政治晋升机制以降低道德风险。对于经营性、竞争性国企,继续深化其市场化改革,适当放松薪酬管制,高管薪酬更多地与企业绩效挂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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