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数字产品的高流动性、无形性特征，以及跨境交易形态的革新，加之跨国企业利用不同司法管辖区税收政策进行利润转移等问题，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增值税制度正面临严峻挑战。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型跨境贸易模式，不仅在课税主体、管辖权限等方面带来难题，各国增值税制度的差异还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在此背景下，我国现行增值税政策也受到一定影响，未来需通过系统性措施缓解这些不利因素，推动增值税制度与数字经济的适配性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跨境贸易；增值税制度调整
中图分类号：F812.42;F752.68;F49

一、引言
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扩张，深刻冲击着与传统工业经济相适配的增值税体系。如今，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舞台的核心角色，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各行业创新发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数据要素的价值持续凸显，对各国经济社会的引领作用日益增强，但也因其独特属性给传统征税方式带来巨大挑战。如何界定跨境贸易中的增值税税基、明确课税主体、划分税权、优化征税方式，成为各国税务部门亟待解决的课题。

数字经济的变革力量倒逼政府构建适应其发展的现代化征税政策，而这些政策又会反作用于跨国企业的贸易决策，影响本就复杂的国际经济格局。跨境贸易中涌现的新型商业模式，在激活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课税管辖争议、避税空间扩大、税收遵从成本上升等问题。由于各国增值税制度在课税方式与侧重点上存在差异，企业申报流程的复杂性和第三方协助成本均有所增加。

面对数字经济的冲击，各国数字经济主体多为大型跨国集团，许多国家在传统征税框架下采取单边措施，以应对跨国交易和跨境贸易增值税属地化问题。尽管单边行动存在局限性，但在缺乏国际共识的当下，部分国家基于政治经济需求，不得不通过具体措施缓解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中国现行增值税制度同样受到影响，如何完善传统制度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要求，成为我国税务改革的重要方向。

二、数字经济对增值税制度的冲击
当前，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张，不仅对传统工业经济形成冲击，也制约了基于传统经济模式设计的增值税制度的实施效果。其独特的经济特征和新型商业模式，使得征税主体确定、公平税制构建、跨区域避税治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应对等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难题。

数字经济依托现代通信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的进步而兴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支付方式、消费行为和收入模式，推动企业对企业（B2B）、企业对消费者（B2C）、消费者对消费者（C2C）等新型商业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这些模式都对原有税收体系构成挑战。作为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代表性税种，增值税在数字经济时代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 —— 尤其在多数国家财政对增值税依赖度上升的背景下，其计税原理与数字经济特征的矛盾愈发突出。增值税基于多环节新增价值征税，依赖链条抵扣实现税负流转与公平，但数字经济中的无形资产转移、无实体经营、跨境消费高流动性等特点，极易导致抵扣链条断裂，形成税收漏洞。

（一）数字经济下的增值税课税管辖争议
数字经济以无形资产为核心支撑，缺乏物理实体依托，与传统经济主体差异显著。例如，Airbnb 不持有房地产，阿里巴巴无实体商品库存，Twitter 和 Facebook 不直接生产内容，这些商业模式的运行脱离实体，导致基于 “实际存在” 的传统利润分配规则难以适用，增值税管辖权的确定成为难题。多平台互动交易进一步扩大了经济活动范围和参与主体，加剧了属地化管理的难度。

传统工业经济模式下，实体经济依托实体管理架构，涉税主体多为法人企业，层级分明的管理模式限制了交易半径，便于精准确定课税管辖权。实体支撑的经济活动集中于特定区域，交易半径小且密集，税务部门可通过较低成本完成涉税主体的监管与征税。而数字经济的无实体性使其交易半径突破地域限制，灵活性与不可控性显著提升。

新型商业模式的兴起必然引发增值税课税管辖的争议。以平台经济为例，“XX 送餐平台” 的运营公司 M 注册于 S 市，骑手服务由注册于 K 市的人力资源公司 N 提供，N 通过平台异地管理骑手。若 W 市消费者小王通过该平台支付 6 元送餐费，获得 N 公司开具的增值税电子发票，那么 M 公司需就其向 N 公司提供的信息技术服务，向 S 市税务机关申报纳税；N 公司则需就其向小王提供的送餐服务，向 K 市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在此过程中，服务实际发生地 W 市的税务机关丧失了管辖权，相关增值税收入通过分享机制归属 S 市和 K 市，而消费地政府未参与分配。同时，由于服务提供的虚拟性和流动性，属地税务机关难以有效监管交易定价合理性、抽成规则合规性等问题，加剧了税基侵蚀风险。

若平台与人力资源公司注册于境外，课税管辖争议便上升至国家层面；若涉及电子支付平台，管辖权问题将更为复杂。国际服务跨境流动的无形性不仅使税基侵蚀难以控制，还可能被跨国企业利用以扩大避税空间。数字经济形式的多样化，进一步增加了增值税管辖权处理和国际避税治理的难度。

（二）数字经济下增值税避税空间的扩大
通信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远程数字化服务的普及，而其无形性特征加剧了增值税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企业可通过向免税企业或跨国集团提供数字服务，利用不同区域的税收政策差异实现避税甚至免税。这种现象在 B2B 和 B2C 模式中均有体现，且呈现不同特征。

在 B2B 模式下，向免税企业提供数字化服务的避税风险尤为突出。多数国家采用目的地原则，允许企业抵扣购买远程数字服务或无形资产的进项税额，以减少非免税企业间的跨境避税。但境外企业向金融类等免税企业提供服务时，由于免税业务对应的进项税额无法抵扣，可能出现 “进项税额” 被征收却无法流转的情况。部分国家要求免税企业自行计算境外服务的进项税额，导致交易缺乏实质性增值税征收；若供应商所在区域税率低于客户区域，或不征收增值税，避税问题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差异不仅造成税基流失，还可能使本国销售商面临不公平竞争 —— 国外服务商可通过筹划减少税负，而本国销售商需按规定缴税，成本负担显著增加。

向跨国集团（多地设有分支机构）提供数字服务时，避税空间同样扩大。一般而言，数字化服务的购买方需支付税款，并向下游用户收取费用以实现税负流转。但由于跨国集团的多地分支机构多为单一法人，多数国家对其内部交易不课征增值税，导致分支机构可免费享受服务，形成税收漏洞。

B2C 模式的核心问题在于税款征收困难。跨境数字服务的碎片化传播和无形性特征，使属地征收难以落实。供应商可通过变更司法管辖地，规避高税率区域的纳税义务，加剧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商家与买家的区域分离，进一步增加了征税主体确定和属地划分的难度，税务当局的估值与监管工作也面临更大挑战。

（三）数字经济下增值税税收遵从难度的提升
数字经济的流动性与无形性，扩大了税收不遵从的空间，从制度差异、申报流程、第三方协助等方面，加剧了企业的增值税遵从难度。

增值税制度差异推高遵从成本
各国经济环境的差异导致增值税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跨区域经营中需适应不同课税方式，申报流程复杂程度显著上升，尤其对中小企业而言，合规成本更高。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的增值税方案，且各国制度处于动态调整中，进一步增加了跨境交易的风险，间接扩大了不遵从空间。在免税企业的跨境数字服务中，制度差异可能直接导致税款少缴或免征，加剧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

企业税务登记与申报流程复杂化
数字经济下的跨境贸易涉及多属地增值税征收，使税务登记与申报工作更为繁琐。以买方缴税为例，买方缺乏及时申报的内在动力，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地区规则差异，进一步增加了合规难度，可能引发不遵从风险。对税务部门而言，数字经济交易的高频性和跨域性，使其监管压力倍增，难以实现全流程有效监督。

第三方协助成本上升
为打击跨境避税，各国常要求银行、海关等第三方机构协助税收征管。但数字经济中无形资产的跨境流动无需海关登记，第三方机构需投入更高成本核实交易信息，且需跨部门密切协作以确保信息及时共享。这种高成本不仅加重了机构负担，还可能因流程繁琐诱发避税行为。

三、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增值税制度的改革方向
数字经济带来的跨境贸易增值税问题，对我国现行制度构成挑战。尽管尚未进行大规模调整，但我国需立足国情，探索适应数字经济的增值税改革路径。

（一）数字经济对我国增值税制度的影响
我国尚未对传统增值税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但国际社会的相关动向已对我国产生影响。OECD 提出的 “两大支柱” 规则（尤其是 2018-2020 年的全球反税基侵蚀提案），旨在解决 BEPS 计划遗留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强调多边协作而非单边行动。然而，各国税制差异仍导致增值税规则缺乏统一性，给跨境贸易带来不确定性。

《2019 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中美主导格局 —— 两国占据区块链专利的 75%、物联网支出的 50%、公共云计算市场的 75% 以上，且在 70 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中占比达 90%。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的单边征税行为和 OECD 规则可能制约我国数字企业的海外营收。因此，我国需在维护数字经济活力的前提下，以 OECD 规则为参考，明确国内数字经济范围，细化产业数据分类，充实跨境贸易增值税课税范围，为征税主体界定提供依据。

（二）我国短期内不宜开征数字税
数字税的初衷是遏制数字巨头避税并增加财政收入，但结合我国国情，短期内开征数字税并非适宜选择，原因如下：

首先，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开征数字税可能削弱数字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吞噬研发利润，降低其国际竞争力，与我国鼓励科技发展的政策导向相悖。

其次，数字税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税收的核心是公平对待各行业，而非针对特定领域。各国数字税的课税范围差异较大，这种武断性征税可能扭曲市场资源配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跨境避税问题。

此外，数字税可能加重企业负担。其税基多为营业收入而非净利润，且单边性特征可能导致双重征税（海外已缴税款无法在国内抵扣）。同时，企业需适应不同国家的税率和税基规则，申报成本上升，不利于营造简洁高效的纳税环境。

（三）完善我国跨境贸易增值税制度的对策
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国需通过制度完善，构建适应跨境贸易的增值税体系，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扩展税基范围，将传统实体税基延伸至无形资产和数字化服务，填补因数字经济特性导致的税收漏洞，防范逃税避税行为。

二是推动税制转型，摆脱传统工业经济的规则束缚，适配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简化跨境贸易缴税申报流程，提升企业遵从意愿，降低纳税人与第三方机构的合规成本。

三是出台单边数字税国内抵消政策，缓解企业双重征税压力，助力我国数字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激发国际竞争力。

四是加强国际合作，在国际税收谈判中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税制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环境，服务我国 “走出去” 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