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国际贸易在国家经济格局中占据了越来越关键的角色。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主要货物贸易国，中国的货物与服务贸易态势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当前，中国货物贸易维持稳定的顺差态势，而服务贸易却长期陷于逆差之中，形成了独特的“顺逆”差异现象。本报告深入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多重因素及其带来的广泛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通过细致研究经济结构、政策导向及国际环境等维度，本文揭示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并存现象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这种贸易模式不仅体现了中国经济特定阶段的发展特点，而且对国内产业的升级转型、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以及全球经济结构的优化具有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服务贸易的创新与发展、以及优化贸易政策环境等，以期推动中国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均衡发展，进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关键词：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顺差；逆差；影响因素；应对策略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国际贸易已然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的关键力量。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重要的服务贸易参与者，其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态势不仅对自身经济有着深远影响，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近年来，中国货物贸易持续保持顺差状态，彰显了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强大竞争力。2024 年 11 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1509 亿元，进口 15663 亿元，顺差 5846 亿元 。这一顺差的背后，是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庞大且素质不断提升的劳动力队伍，以及持续的技术创新投入所共同铸就的。大量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源源不断地出口到世界各地，满足了全球市场的需求，也为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支付能力。

然而，与货物贸易的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2024 年 11 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 2362 亿元，进口 3258 亿元，逆差 895 亿元。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逆差较为突出，而金融、知识产权等新兴服务贸易领域虽有发展，但规模和竞争力仍有待提升。这一逆差现象反映出中国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在高端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高品质服务需求以及国际市场的竞争要求。

研究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 “顺与逆” 的影响因素，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有助于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贸易政策提供坚实依据。通过深入剖析货物贸易顺差的成因，可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优势，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同时合理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对于服务贸易逆差，能够针对性地制定扶持政策，加大对服务业的投入，培育新兴服务贸易增长点，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步缩小逆差。研究还能为企业的贸易决策提供有力参考。企业可以依据研究结果，更好地把握市场趋势，找准自身定位，合理布局国内外市场，提高贸易效益。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 “顺与逆”，对于中国积极应对外部挑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1.2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在研究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 “顺与逆” 影响因素的过程中，本文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这一复杂的经济现象。

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究报告以及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等资料，对货物和服务贸易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如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等，了解了前人在贸易顺逆差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成果与不足，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文献的研究，明确了影响货物贸易顺差的常见因素，如劳动力成本优势、产业竞争力、贸易政策等；以及影响服务贸易逆差的因素，像服务业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国际市场竞争等，从而为本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方向。

本文运用了实证分析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数据，涵盖了中国多年来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额、贸易结构、产业数据、宏观经济指标等。利用这些数据，构建了合适的计量模型，对货物和服务贸易顺逆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将货物贸易顺差或服务贸易逆差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劳动力成本、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汇率等作为解释变量，运用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各因素对贸易顺逆差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借助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探究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说服力。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力求在多个方面实现创新。在数据运用上具有新颖性。不仅采用了最新的贸易数据，还结合了一些新的数据源，如行业细分数据、企业微观数据等，使得研究更具时效性和针对性，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当前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实际情况。在分析视角上追求全面性。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产业发展、政策制度以及国际市场竞争等多个层面的因素，对货物和服务贸易顺逆差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避免了单一视角分析的局限性。通过构建综合分析框架，将不同层面的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传导机制，为理解贸易顺逆差现象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

二、中国货物与服务贸易顺逆差现状分析

2.1 货物贸易顺差现状

近年来，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规模持续保持在高位，展现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2022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 42.07 万亿元人民币，贸易顺差为 5.86 万亿元 ，以美元计价贸易顺差达 8776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2023 年，尽管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仍稳定在 41.76 万亿元人民币，贸易顺差为 8380 亿美元。到了 2024 年，中国货物贸易成绩斐然，进出口总值 43.85 万亿元，出口规模首次突破 25 万亿元，达到 25.45 万亿元，连续 8 年保持增长，进口额 18.39 万亿元，贸易顺差超 7.06 万亿人民币，按汇率折合 9900 多亿美元，距离万亿美元大关仅一步之遥，且这一顺差规模创造了人类历史记录 。从这些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在过去几年间不仅规模庞大，且总体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

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行业集中在制造业。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装备制造，从日常消费品到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业涵盖范围广泛。这使得中国能够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之一。以机电产品为例，作为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出口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024 年，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8.7%，占出口总值的 59.4%。像汽车、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锂电池、光伏等产品的出口增幅尤为明显。其中，汽车出口表现突出，2024 年汽车总出口量为 641 万辆，纯电动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 200 万辆，超越日本，蝉联世界第一 。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中国制造业凭借强大的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的技术水平以及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为货物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中国的出口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中国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如智能手机、5G 通信设备、无人机等。这些产品不仅具备较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广泛欢迎。以智能手机为例，中国品牌凭借其在拍照技术、芯片性能、外观设计等方面的不断创新，在全球市场份额逐步提升。在 5G 通信设备领域，中国企业掌握了核心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推动了全球 5G 网络建设的进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进一步优化了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结构，提升了贸易顺差的质量和效益，也标志着中国制造业正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迈进。

2.2 服务贸易逆差现状

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近年来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规模和独特的变化趋势。自 2008 年起，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开始逐步显现，且规模不断扩大。2015 年，服务贸易逆差达到 13662.2 亿元，同比增长 38.5% 。到了 2019 年，逆差规模更是攀升至 15022.3 亿元，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位。尽管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人员跨境流动受限，旅行服务贸易逆差大幅下降，使得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有所收窄，分别降至 9700.6 亿元和 6929.3 亿元，但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国际交流的逐步恢复，2024 年服务贸易逆差再次扩大，达到 11726.8 亿元 ，不过相较于疫情前的规模仍处于相对可控的范围。从长期来看，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整体贸易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和贸易结构优化产生着深远影响。

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在旅游服务方面，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2019 年，旅行服务逆差高达 14941.6 亿元，占当年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近 99.5%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境外旅游的需求日益旺盛，出境旅游人数不断增加，境外旅游消费持续增长。2019 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 1.55 亿人次，境外旅游消费支出大幅上升，而入境旅游市场的增长相对较为缓慢，旅游服务出口难以满足进口需求，从而导致旅游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尽管疫情期间旅行服务逆差因人员流动受限而大幅下降，但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国际旅游市场逐步复苏，2024 年旅行服务进出口达 20511.5 亿元，增长 38.1%，成为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 ，其中出口增长 156.8%，进口增长 29.3%，逆差规模虽有所变化，但仍在服务贸易逆差中占据较大比重。

运输服务领域同样是逆差的重要来源。2024 年，运输服务进出口 16427.1 亿元，其中出口 6447.5 亿元，进口 9979.6 亿元，逆差 3532.1 亿元 。在国际运输市场中，中国的运输企业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相对较弱，在高端运输服务领域，如国际航空运输、远洋运输的高端业务等，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企业凭借先进的运输技术、完善的全球运输网络以及丰富的运营经验，在国际运输市场中占据了大量份额。中国在国际运输服务市场的份额相对较小，进口运输服务的需求较大，导致运输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国际物流需求不断增加，运输服务贸易逆差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关注，如何提升中国运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少运输服务贸易逆差，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3 两者对比分析

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多个关键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两个领域各自的发展特点，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格局。

在贸易结构方面，货物贸易以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2024 年，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8.7%，占出口总值的 59.4%，成为货物贸易顺差的重要支撑力量。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如智能手机、5G 通信设备、无人机等产品的出口，标志着中国制造业正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迈进。相比之下，服务贸易结构中，传统服务贸易占比较大，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长期处于逆差状态。2024 年，旅行服务进出口达 20511.5 亿元，增长 38.1%，成为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 ，其中出口增长 156.8%，进口增长 29.3%，逆差规模虽有所变化，但仍在服务贸易逆差中占据较大比重。运输服务进出口 16427.1 亿元，逆差 3532.1 亿元 。新兴服务贸易领域，如金融、知识产权等，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在整体服务贸易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尚未形成对服务贸易逆差的有效扭转。

从增长速度来看，货物贸易近年来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2022 - 2024 年期间，尽管面临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诸多挑战，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且贸易顺差持续扩大。2024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3.85 万亿元，比 2023 年增长了 2 万多亿人民币 ，贸易顺差超 7.06 万亿人民币，折合 9900 多亿美元，距离万亿美元大关仅一步之遥。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则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在疫情前，服务贸易进口增长迅速，导致逆差不断扩大。2015 - 2019 年期间，服务贸易逆差规模持续攀升。疫情期间，受人员跨境流动受限等因素影响，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大幅下降，逆差也有所收窄。2024 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国际交流的逐步恢复，服务贸易实现快速增长，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 75238 亿元，同比增长 14.4% ，但这种增长是在疫情影响下的恢复性增长，与货物贸易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形成鲜明对比。

在国际竞争力方面，中国货物贸易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提升的技术水平，在全球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能够生产种类繁多、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许多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在传统服务贸易领域，如旅游和运输服务，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来自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在高端服务领域，如金融、知识产权服务等，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高品质服务需求以及国际市场的竞争要求。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虽然保持增长，但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仍然较小，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创新能力、专业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影响因素分析

3.1 产业竞争力因素

3.1.1 制造业优势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具有显著的优势，这是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关键支撑因素。

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配套体系极为完善。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制造业涵盖了从原材料生产、零部件制造到最终产品组装的完整产业链条。以机电产品制造业为例，在生产一台复杂的机械设备时，从基础的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到各类精密的机械零部件，如发动机、变速器、轴承等，再到电子控制系统、传感器等电子元件，中国国内都有大量的供应商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这种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能够高效地获取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大大降低了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企业无需依赖进口大量的关键零部件，减少了因国际市场波动、贸易壁垒等因素带来的供应风险，能够更稳定地组织生产，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在生产成本方面，中国制造业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是中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之一。尽管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除了劳动力成本，中国在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在一些产业园区，政府通过优惠政策提供相对低价的土地资源，降低了企业的建厂成本。中国能源供应体系不断完善，能源价格相对稳定，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能源成本环境。这些综合成本优势使得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能够以更具吸引力的价格销售产品，从而扩大出口规模，促进货物贸易顺差的形成。

以纺织品行业为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中国拥有庞大的纺织产业链，从棉花种植、纺纱、织布到印染、服装加工等各个环节都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在棉花种植方面，中国新疆地区是优质棉花的重要产区，为纺织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在纺纱环节，中国拥有大量先进的纺纱设备和熟练的技术工人，能够生产出各种高品质的纱线。在织布和印染环节，中国企业不断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产品的质量和花色品种。众多的服装加工企业能够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快速生产出时尚、舒适的服装产品。这种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强大的生产能力，使得中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高的性价比，深受全球消费者的喜爱。中国纺织品的出口量和出口额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为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做出了重要贡献。

3.1.2 技术创新与升级

技术创新在提升中国货物贸易竞争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货物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重要动力。

在通信设备领域，5G 技术的突破和应用是中国技术创新推动货物贸易出口的典型案例。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中国通信设备企业如华为、中兴等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显著的竞争优势。华为在 5G 技术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拥有众多核心专利技术。其 5G 基站设备在性能、稳定性和成本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满足全球不同地区运营商的需求。华为的 5G 基站设备不仅在国内大规模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还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 2024 年，华为已与全球多个运营商签订了 5G 商用合同，5G 基站设备的出口量持续增长。5G 技术的应用推动了通信设备的升级换代，使得中国通信设备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扩大，出口额大幅增长，有力地促进了货物贸易顺差的增加。

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技术创新同样带来了显著的贸易竞争力提升。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技术、自动驾驶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比亚迪在电池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其研发的刀片电池具有高能量密度、高安全性等特点，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技术创新和升级，国内众多零部件供应商通过技术研发，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为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提供了有力支持。202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和出口额都实现了大幅增长，出口量首次突破 600 万辆，达到 641 万辆，纯电动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 200 万辆 ，出口额也相应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增长不仅优化了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结构，还进一步扩大了货物贸易顺差。

技术创新还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间接提升了货物贸易竞争力。在制造业领域，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一些汽车制造企业引入了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线，实现了汽车零部件的高精度、高效率生产。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产品质量更加稳定，同时降低了人工成本。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企业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为货物贸易顺差的扩大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影响因素分析

3.2 国内经济因素

3.2.1 生产供给能力

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这是其货物贸易顺差的重要基础。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在中国均有涉及，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装备制造，从传统轻工业到新兴高新技术产业，中国的产业涵盖范围极为广泛。这种完整性使得中国在面对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时，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全球市场对电子产品需求大幅增长时，中国凭借其完备的电子产业体系，从芯片制造、电子元器件生产到整机组装，各个环节都能高效协同运作，迅速扩大生产规模，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还能够在不同产业之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当某一产业面临原材料短缺或市场需求波动时，可以通过产业体系内部的调整，将资源转移到更具发展潜力的产业，确保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是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有力支撑。中国的制造业生产规模庞大，在众多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以钢铁产业为例，2024 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 10.7 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比重超过 50% 。如此庞大的产量不仅满足了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发展等对钢铁的巨大需求，还大量出口到国际市场。在国际建筑市场中，中国的钢铁产品以其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等优势，受到众多国家的青睐。中国的制造业生产效率也在不断提升，通过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许多企业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在汽车制造领域，一些企业采用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线，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提高了产品质量，使得中国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出口量持续增加。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提升的劳动力素质，也为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队伍，为制造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近年来，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也在显著提升。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大量高素质人才进入劳动力市场，为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在通信设备制造领域，大量的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推动了 5G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使得中国通信设备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培养了大量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他们能够熟练操作先进的生产设备，保证产品的高质量生产，为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促进了货物贸易顺差的扩大。

3.2.2 内需与外需关系

国内需求增长对货物贸易顺差有着复杂而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国内需求的增长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从而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的增长。当国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大幅增加时，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推动产业的技术创新和规模扩张。企业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这些改进后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扩大货物贸易顺差。

国内需求的增长也可能导致进口的增加，从而对货物贸易顺差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国内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高品质的消费品和先进的生产设备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产品往往需要大量进口。国内对高端智能手机、先进的医疗设备等产品的需求增长，会促使企业增加这些产品的进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货物贸易顺差。但总体而言，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国内需求增长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往往大于对进口的拉动作用，使得货物贸易顺差依然能够保持在较高水平。

外需变化对中国货物出口有着直接而关键的作用。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是中国货物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全球经济增长较为稳定的时期，国际市场对各类商品的需求旺盛，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产业优势和生产能力，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在国际市场对机电产品、纺织品等商品需求增加时，中国的相关企业能够迅速组织生产，扩大出口规模。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额在国际市场需求增长的推动下，不断攀升，成为货物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也会对中国货物出口带来挑战。当全球经济出现衰退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时，国际市场需求会大幅下降，贸易壁垒也会增加，这对中国货物出口造成严重影响。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订单减少、产品滞销等困境，货物出口额大幅下降，货物贸易顺差也相应缩小。近年来，一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征关税、设置技术壁垒等，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这也给中国货物出口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货物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构成了威胁。

3.3 国际市场因素

3.3.1 全球经济形势

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呈现出多方面的复杂关联。

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与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之间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在全球经济增长强劲的时期，国际市场对各类商品的需求旺盛，为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在 2017 - 2018 年，全球经济处于相对稳定的增长阶段，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 3.3% 和 3.0% ，国际市场对机电产品、纺织品等商品的需求持续攀升。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凭借其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能够充分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货物贸易出口额实现了显著增长。2017 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达到 15.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 ；2018 年，出口额进一步增长至 16.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这一时期，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额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带动下，分别增长了 12.1% 和 7.9% ，成为推动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

当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时，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则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国际市场需求急剧萎缩。2009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降至 - 0.1%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受到严重冲击，出现了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出口额下降至 12.02 万亿元，同比下降 16.0% 。在 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再次陷入困境，世界经济增长率为 - 3.1%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虽然在下半年迅速恢复，但全年出口额的增长速度也受到了明显的抑制，仅增长了 4.0% 。这表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会导致国际市场需求下降，使得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面临订单减少、产品滞销等问题，严重影响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

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是全球经济形势中的一个重要负面因素，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构成了严重威胁。近年来，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征关税、设置技术壁垒、实施进口配额等。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自 2018 年起，美国多次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涉及金额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直接提高了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削弱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导致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大幅下降。2019 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为 3.73 万亿元，同比下降 12.5% 。贸易保护主义还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效仿，使得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际市场环境，增加了出口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3.3.2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中国进口成本和贸易顺差有着显著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经济传导机制。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能够显著降低中国的进口成本。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中，中国是众多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如原油、铁矿石、大豆等。这些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直接关系到中国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以原油为例，2020 年，受全球疫情爆发导致的需求大幅下降以及国际石油市场供应过剩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布伦特原油价格从年初的每桶 65 美元左右一度跌至每桶 20 美元以下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之一，原油进口成本大幅降低。这使得中国的石油化工、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生产成本显著下降，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利润空间和市场竞争力。在钢铁行业，铁矿石是主要的原材料。2020 - 2021 年期间，铁矿石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2020 年下半年铁矿石价格开始上涨，到 2021 年 5 月达到峰值后又逐渐回落 。当铁矿石价格下跌时，中国钢铁企业的进口成本降低，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钢铁产品，增强了钢铁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较为复杂，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进行分析。一方面，进口成本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贸易顺差。当进口成本下降时，中国企业在进口相同数量的大宗商品时，所需支付的资金减少，这使得企业的利润空间增大，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销售产品，从而促进出口的增长。中国的石油化工企业在原油进口成本降低后，能够生产出价格更具优势的化工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增加了货物贸易出口额，有利于扩大贸易顺差。

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也可能导致进口量的增加，对贸易顺差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企业可能会增加对这些商品的进口量，以满足生产和储备的需求。在铁矿石价格下跌时，钢铁企业可能会加大铁矿石的进口量，以降低生产成本并增加库存。如果进口量的增加幅度较大，超过了出口增长的幅度，就会导致贸易顺差的缩小。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还可能反映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市场需求下降，这也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贸易顺差。

3.4 政策因素

3.4.1 贸易政策支持

出口退税政策在促进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政策通过退还出口货物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等，降低了企业的出口成本，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当企业出口商品时，根据相关规定，能够获得一定比例的税款退还，这使得企业在定价时可以更具灵活性，以更低的价格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对于纺织品出口企业而言，出口退税政策使得其出口成本降低了 10% - 15% 左右，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能够以更具吸引力的价格销售产品，扩大了市场份额，促进了出口增长。

出口退税政策还对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政府通过调整不同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鼓励企业出口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对高新技术产品设置较高的出口退税率，对资源消耗大、附加值低的产品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这促使企业加大对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投入，推动了产业升级，提高了出口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在这一政策引导下，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不断提高，从 2010 年的 28.9% 提升至 2024 年的 35.2% ，进一步增强了中国货物贸易的竞争力，扩大了贸易顺差。

贸易便利化政策的实施，也为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通关效率提升方面，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简化通关手续、推行无纸化通关、实施 “单一窗口” 制度等，大大缩短了货物通关时间。在实施 “单一窗口” 制度前，企业办理货物进出口手续需要分别向海关、检验检疫、税务等多个部门提交申报材料，手续繁琐，耗时较长。实施 “单一窗口” 制度后，企业只需通过一个平台一次性提交相关材料，各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协同办理业务，货物通关时间大幅缩短，一般货物进出口通关时间缩短了 50% 以上 。这使得企业能够更快速地将货物推向国际市场，提高了资金周转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出口的增长。

在贸易监管优化方面，政府不断创新监管模式，加强风险管理，提高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海关采用大数据分析、智能化监管等手段，对进出口货物进行风险评估，对高风险货物进行重点查验，对低风险货物给予快速放行。这既保障了贸易安全，又提高了贸易效率，为企业营造了更加宽松、便捷的贸易环境，有助于企业扩大出口，推动货物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

3.4.2 产业政策引导

产业政策在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出口竞争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大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研发投入支持等，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通过补贴政策，鼓励企业研发和生产新能源汽车，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续航里程、电池性能等关键指标不断突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显著增强。202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和出口额都实现了大幅增长，出口量首次突破 600 万辆，达到 641 万辆，纯电动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 200 万辆 ，出口额也相应大幅提升。这不仅优化了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结构，还进一步扩大了货物贸易顺差。

在绿色制造业方面，政府鼓励企业采用环保技术和工艺，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生产绿色环保产品。对采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技术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这使得中国的绿色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出口量持续增长，成为推动货物贸易顺差的重要力量。

产业政策还注重培育新兴产业，为货物贸易顺差注入新的动力。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政府通过设立产业基金、建设产业园区、提供人才引进政策等措施，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一些人工智能企业开发出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如智能机器人、智能安防设备等，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出口量不断增加，为货物贸易顺差的扩大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影响因素分析

4.1 产业结构因素

4.1.1 服务业发展水平

中国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服务贸易出口。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在 GDP 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2024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54.5% ，而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长期稳定在 80% 左右，英国、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也大多在 70% 以上。这一差距反映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成熟度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大的竞争力。

服务业发展水平低还体现在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不足。在一些发达国家，服务业广泛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美国的金融服务业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快速准确地进行风险评估和投资决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中国服务业在技术应用方面相对滞后，许多服务企业仍依赖传统的运营模式，生产效率较低。在创新能力方面，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企业注重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新的服务产品和商业模式。如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交通、住宿等服务领域的运营模式，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中国服务业企业在创新投入上相对不足，创新能力较弱，难以开发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服务产品，限制了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

4.1.2 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

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存在不合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服务贸易占比过高，新兴服务贸易发展不足。在传统服务贸易领域，旅游、运输等行业长期占据服务贸易的主导地位。2024 年，旅行服务进出口达 20511.5 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 16427.1 亿元 ，两者合计占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较高。这些传统服务贸易行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值较低，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产品需求不断增加，传统服务贸易的竞争力逐渐减弱。

在新兴服务贸易领域，金融、知识产权、信息技术等行业的发展相对滞后。2024 年，金融服务进出口占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相对较小，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逆差较大。在金融服务方面，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的业务拓展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大型金融机构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丰富的国际业务经验，占据了大部分高端金融服务市场份额。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份额较低，难以满足国内企业和个人日益增长的国际化金融服务需求，也限制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国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能力有待提高，知识产权贸易逆差较大，反映出中国在知识创新和技术研发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影响了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4.2 国际竞争力因素

4.2.1 高端服务人才短缺

高端服务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了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当今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中，高端服务领域如金融、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等，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这些领域的服务贸易活动，往往涉及复杂的专业知识、先进的技术应用以及国际化的业务操作，需要具备高学历、丰富实践经验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专业人才来推动。

以金融服务贸易为例，在国际金融市场中，金融衍生品交易、跨境投资银行服务、国际风险管理等高端业务不断发展，对金融专业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不仅需要精通金融理论和业务知识，还需要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和动态，具备运用先进金融技术进行风险评估和投资决策的能力。在中国，尽管金融行业发展迅速，但高端金融人才的储备却相对不足。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中国金融行业中具有国际认可的金融分析师（CFA）资格的专业人才数量仅为 2 万余人，而美国这一数字超过 30 万人 。这使得中国金融机构在开展国际金融服务业务时，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困境，难以与国际先进金融机构竞争，限制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规模和质量提升。

在信息技术服务领域，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服务贸易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些技术的应用需要大量掌握前沿技术的专业人才。中国在信息技术服务人才培养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高端人才的缺口仍然较大。据统计，2024 年中国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业人才占比仅为 10% 左右，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达到 30% 以上 。高端信息技术服务人才的短缺，使得中国在承接国际高端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业务时，面临技术能力不足、服务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影响了信息技术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4.2.2 服务品牌建设滞后

中国服务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中，品牌是企业形象和服务质量的重要象征，具有强大品牌影响力的服务企业，往往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

以旅游服务为例，国际知名的旅游服务品牌如美国的运通旅行、法国的雅高酒店集团等，凭借其优质的服务、广泛的全球网络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吸引了大量国际游客。这些品牌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良好的口碑和较高的知名度，游客在选择旅游服务时，往往更倾向于选择这些知名品牌。中国虽然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旅游服务品牌建设相对滞后。国内的旅游企业在品牌塑造、品牌推广和品牌维护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中国旅游服务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较低。许多国际游客对中国旅游服务品牌的认知度不高，这使得中国在国际旅游服务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影响了旅游服务贸易的出口。

在国际运输服务领域，国际知名的运输品牌如德国的汉莎航空、丹麦的马士基航运等，以其高效的运输服务、先进的运输技术和完善的全球运输网络，在国际运输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些品牌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客户群体和较高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定价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中国的运输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相对薄弱，品牌影响力有限。中国的航空公司和航运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相对较低，难以与国际知名品牌竞争，导致中国在国际运输服务贸易中，市场份额相对较小，运输服务贸易逆差较大。

4.3 外部环境因素

4.3.1 国际经济形势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国际市场对服务的需求呈现出萎缩的态势。服务业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体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当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时，企业和消费者的支出意愿下降，对各类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减少。在旅游服务方面，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人们的收入预期下降，旅游预算受到限制，出境旅游的人数和消费金额都可能减少。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在 2008 -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国际旅游人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09 年全球国际旅游人数比 2008 年减少了 4% 左右 ，这使得中国的旅游服务出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在金融服务领域，经济增长放缓会导致企业的融资需求下降，金融市场活跃度降低。国际金融机构在经济增长放缓的环境下，会更加谨慎地开展业务，减少跨境金融服务的提供。这使得中国的金融服务出口难以拓展国际市场，金融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受到削弱。在信息技术服务方面，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导致企业对信息技术服务的投入减少，对软件外包、云计算服务等的需求下降，影响中国信息技术服务贸易的出口增长。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设置各种贸易壁垒，限制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在市场准入方面，一些国家对中国服务企业设置了严格的审批程序和限制条件，增加了中国服务企业进入当地市场的难度。某些国家对中国的金融服务企业设置了较高的资本门槛和业务限制，使得中国金融机构难以在当地开展业务，限制了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

在技术壁垒方面，一些国家以安全、环保等为由，对中国服务产品的技术标准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在通信服务领域，某些国家对中国 5G 通信技术设置技术壁垒，以所谓的安全风险为由，禁止中国通信企业参与当地的 5G 网络建设，阻碍了中国通信服务技术和设备的出口，影响了中国通信服务贸易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还引发了贸易摩擦，增加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使得中国服务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竞争环境。

4.3.2 国际贸易规则变化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调整，给中国服务贸易带来了诸多挑战。在当前的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中，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规则往往更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和需求，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发展需求考虑不足。在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方面，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自身金融机构拓展国际市场的规则。这些规则对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监管标准等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满足这些高标准的要求。这使得中国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面临着较大的压力，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

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方面，国际规则的强化也给中国服务贸易带来了挑战。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在服务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于中国的服务贸易企业来说，一方面需要加大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投入，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能力；另一方面，在服务贸易出口中，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知识产权纠纷和诉讼风险。中国的软件服务企业在出口软件产品时，可能会因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受到国外企业的侵权指控，影响企业的出口业务和国际声誉。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变化还可能导致中国在服务贸易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增加了中国参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制定的难度，进一步影响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4.4 国内需求因素

4.4.1 居民消费升级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对服务贸易进口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在旅游服务方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旅游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国内，出境旅游的热情持续高涨。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2019 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 1.55 亿人次 ，境外旅游消费支出大幅上升。尽管疫情期间出境旅游受到严重限制，但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国际交流的逐步恢复，2024 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市场迅速复苏。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前往欧美、东南亚等地区旅游，对境外旅游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包括境外酒店住宿、旅游交通、导游服务等。这使得旅游服务进口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服务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2024 年，旅行服务进出口达 20511.5 亿元，增长 38.1%，其中进口增长 29.3% ，逆差规模虽有所变化，但仍在服务贸易逆差中占据较大比重。

在教育服务领域，随着居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不断提升，出国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许多家庭为了让子女接受国际化的教育，纷纷将孩子送往国外留学。2023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 76.26 万人 ，留学目的地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出国留学不仅涉及学费的支出，还包括在国外的生活费用、语言培训费用等，这导致教育服务进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外高校收取的高额学费中，中国留学生的学费贡献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除了留学，一些居民还会购买国外的在线教育课程、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等，这些都增加了教育服务的进口需求，进一步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

4.4.2 企业生产性服务需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企业对先进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

在金融服务方面，随着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企业在海外投资、并购、贸易结算等过程中，需要专业的金融机构提供跨境融资、外汇风险管理、国际支付等服务。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动下，积极参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等项目，这些项目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和复杂的金融服务。由于国内金融机构在国际业务经验、服务网络覆盖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企业不得不依赖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的服务。许多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会聘请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投资银行提供财务顾问、尽职调查等服务，这导致金融服务进口增加，进一步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

在知识产权服务领域，随着企业对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知识产权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企业需要购买国外的专利技术、商标使用权等，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品牌竞争力。一些高科技企业为了获取先进的技术，会从国外购买相关的专利技术许可，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中国的汽车制造企业为了提升汽车的智能化水平，会购买国外的自动驾驶技术专利。一些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时，为了避免知识产权纠纷，会聘请国外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这些都使得知识产权服务进口规模不断扩大，加剧了服务贸易逆差。

五、影响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逆差的共同因素

5.1 汇率因素

汇率作为影响国际贸易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顺逆差有着重要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会直接改变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而影响贸易的规模和流向，对贸易顺逆差产生作用。

当人民币升值时，对于货物贸易出口而言，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提高。这使得中国货物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下降，外国消费者购买中国货物的成本增加，从而导致对中国货物的需求减少，出口量下降。在服装出口领域，原本一件价格为 100 元人民币的服装，假设汇率为 1 美元兑换 6.5 元人民币，那么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约为 15.38 美元。当人民币升值，汇率变为 1 美元兑换 6.2 元人民币时，这件服装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变为约 16.13 美元 。价格的上涨可能使外国消费者转向其他价格更为低廉的服装供应国，导致中国服装出口量减少。

对于货物贸易进口来说，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同样数量的人民币可以兑换更多的外币，从而使得进口商品的价格相对降低。国内企业和消费者购买进口货物的成本下降，这会刺激进口需求的增加。在原油进口方面，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原油进口国之一。当人民币升值时，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进口价格下降，国内炼油企业和相关能源消耗企业的进口成本降低，它们会更愿意增加原油进口量，以满足生产和储备需求。

在服务贸易方面，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和进口也有着类似的影响。在旅游服务出口方面，人民币升值使得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成本相对增加。原本外国游客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本国货币兑换人民币来支付在中国的旅游费用，人民币升值后，他们需要支付更多的本国货币才能兑换到相同数量的人民币，这可能导致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意愿下降，旅游服务出口量减少。在金融服务出口方面，人民币升值可能使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提供金融服务的价格相对提高，影响其在国际金融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金融服务的出口。

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居民出境旅游和留学等服务消费的成本相对降低。在出境旅游方面，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居民在境外的旅游消费能力增强，他们可以用相同数量的人民币兑换更多的外币，用于支付境外的酒店住宿、餐饮、购物等费用，这会刺激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的需求，导致旅游服务进口增加。在教育服务进口方面，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用相对降低，更多的家庭有能力将孩子送往国外留学，从而增加了教育服务的进口。

当人民币贬值时，情况则相反。对于货物贸易出口，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降低，中国货物的价格竞争力增强，外国消费者购买中国货物的成本降低，对中国货物的需求增加，出口量上升。在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后，中国生产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更具优势，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消费者购买，从而扩大出口规模。对于货物贸易进口，人民币贬值意味着进口商品的价格相对提高，国内企业和消费者购买进口货物的成本上升，这会抑制进口需求，减少进口量。在汽车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后，进口汽车的价格上涨，国内消费者购买进口汽车的成本增加，可能会导致部分消费者转向购买国产汽车，从而减少汽车进口量。

在服务贸易方面，人民币贬值对出口和进口也产生相应的影响。在旅游服务出口方面，人民币贬值使得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成本相对降低，这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华旅游，促进旅游服务出口的增长。在运输服务出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可能使中国运输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提供运输服务的价格更具竞争力，有利于运输服务的出口。人民币贬值使得中国居民出境旅游和留学等服务消费的成本相对提高。在出境旅游方面，人民币贬值后，中国居民在境外的旅游消费能力下降，他们需要支付更多的人民币才能兑换到相同数量的外币用于境外消费，这可能会抑制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的需求，减少旅游服务进口。在教育服务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使得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用相对提高，部分家庭可能会因为经济压力而放弃送孩子出国留学，从而减少教育服务的进口。

5.2 贸易政策因素

贸易政策作为国家调控对外贸易的重要手段，对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 “顺与逆” 格局产生着深远影响。关税政策和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直接关系到贸易的成本、规模和结构，进而影响着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态势。

关税政策的调整，对货物和服务贸易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在货物贸易方面，关税政策的变动会改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从而影响贸易的规模和流向。当降低进口关税时，进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下降，国内消费者和企业购买进口货物的成本降低，这会刺激进口需求的增加。近年来，中国不断降低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如对汽车、农产品、医疗器械等商品的关税进行了下调。以汽车进口为例，关税的降低使得进口汽车的价格更具竞争力，吸引了更多消费者购买进口汽车，汽车进口量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满足国内市场对多样化商品的需求，促进国内产业的竞争与升级。

降低进口关税也可能对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如果国内产业的竞争力较弱，在面对进口商品的竞争时，可能会面临市场份额下降、企业利润减少等问题。对于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生产成本较高的制造业企业，在进口关税降低后，可能难以与进口商品竞争，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甚至面临倒闭的风险。

提高出口关税则会增加出口商品的成本，降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从而抑制出口。在某些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方面，为了保护国内资源和环境，中国可能会适当提高出口关税。对稀土等战略性资源产品提高出口关税，一方面可以减少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出口，保护国内的资源储备；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国内企业加大对资源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提高资源的附加值。

在服务贸易方面，关税政策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一些服务贸易领域，如金融、电信等，关税政策的调整会影响服务的跨境流动和市场准入。降低金融服务的准入门槛和相关税费，有助于吸引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提高金融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促进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这也可能会对国内金融机构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要求国内金融机构加快改革和创新，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对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在货物贸易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增加市场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交流与引进。中国在一些制造业领域，如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等，逐步放宽了外资股比限制，允许外资企业在国内设立独资企业或增加持股比例。这使得一些国际知名汽车企业和电子信息企业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这也有助于提高国内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满足国内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同时增强中国货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货物贸易的发展。

在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对服务贸易的结构和发展水平有着重要影响。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限制，能够促进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的发展。中国在金融、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等领域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国际知名服务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这些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服务理念、技术和管理模式，推动了中国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在金融服务领域，外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进入，丰富了金融服务的种类和产品，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促进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增长。在信息技术服务领域，国际知名软件企业和云计算服务提供商的进入，推动了中国信息技术服务水平的提升，促进了信息技术服务贸易的发展。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还可以促进服务贸易的创新和发展，培育新的服务贸易增长点，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

5.3 国际分工因素

国际分工格局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产生着深远影响，进而左右着货物和服务贸易的 “顺与逆” 态势。

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全球制造业分工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 “世界工厂”。这一地位的形成，使得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上具备显著优势。在纺织服装行业，中国拥有大量熟练的产业工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大量的服装产品。中国还具备完整的纺织产业链，从棉花种植、纺纱、织布到印染、服装加工等环节紧密协作，生产效率高，产品种类丰富。这使得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价格竞争力，出口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成为货物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国际分工逐渐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在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如航空航天、高端芯片、生物医药等，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在航空航天领域，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和市场运营等方面具有长期的积累和领先优势，掌握着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中国在这些领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市场份额等方面仍有待提高。这导致中国在这些高端产品的进口上需求较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物贸易顺差的规模和结构优化。

在服务贸易领域，国际分工对中国的影响同样显著。在传统服务贸易领域，如旅游、运输等，中国由于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在国际分工中具有一定的基础。中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旅游服务出口具有一定的规模。在运输服务方面，中国的海运和陆运网络不断完善，为国际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物流支持。这些传统服务贸易领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但也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压力。随着全球旅游业的发展，各国纷纷加大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营销力度，中国旅游服务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在运输服务方面，国际运输市场竞争激烈，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运输企业在技术、管理和服务网络等方面具有优势，中国运输服务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相对较小，运输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

在新兴服务贸易领域，如金融、知识产权、信息技术等，国际分工格局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这些领域的服务贸易往往需要高端的技术、专业的人才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在金融服务贸易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先进的金融技术、丰富的国际业务经验和广泛的全球服务网络。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份额较小，难以满足国内企业和个人日益增长的国际化金融服务需求，导致金融服务贸易逆差较大。在知识产权服务方面，中国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知识产权贸易逆差明显，反映出中国在知识创新和技术研发方面的不足，影响了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5.4 技术进步因素

技术进步在当今全球化经济格局中，已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对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以及贸易顺逆差的变化产生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在货物贸易领域，技术进步为提升贸易竞争力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它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使中国货物在国际市场上更具价格竞争力。在汽车制造行业，随着自动化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线上的工业机器人能够实现高精度、高效率的生产作业。原本需要大量人工操作且耗时较长的汽车零部件加工和组装环节，现在借助自动化设备，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据相关数据显示，采用自动化生产线后，汽车生产企业的生产周期平均缩短了 30% - 40% ，人工成本降低了 20% - 30% 。这使得中国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更具优势，能够以更具吸引力的价格与其他国家的汽车产品竞争，从而扩大出口规模。

技术进步还推动了产品的升级换代，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以智能手机为例，随着芯片技术、摄像头技术、屏幕显示技术等的不断创新和进步，智能手机的功能日益强大，性能不断提升。中国智能手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出了一系列具有高像素摄像头、高性能芯片、高刷新率屏幕等先进配置的智能手机产品。这些产品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高品质手机的需求，还凭借其高附加值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更高的价格和利润空间。与以往的普通智能手机相比，高端智能手机的附加值提高了 50% - 100% ，出口价格也相应提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货物贸易的竞争力，促进了贸易顺差的扩大。

在服务贸易领域，技术进步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在金融服务方面，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移动支付、数字货币、智能投顾等新兴金融服务模式不断涌现。以移动支付为例，中国的移动支付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平台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的基础上，也逐渐拓展到国际市场。在东南亚、欧洲等地区，越来越多的商家和消费者开始接受中国的移动支付方式。这不仅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效率，还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强了中国金融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信息技术服务方面，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推动了软件服务、信息技术外包等业务的发展。中国的一些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利用云计算技术，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灵活的云存储、云计算服务。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精准地了解客户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企业在智能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相关技术和服务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提升了中国信息技术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有助于缩小服务贸易逆差。

技术进步对贸易顺逆差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货物贸易中，技术进步带来的竞争力提升，促进了出口的增长，进一步扩大了贸易顺差。随着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的技术突破，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如高端装备制造产品、新能源汽车、5G 通信设备等。这些产品的出口增长，使得货物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技术进步也可能导致进口结构的变化。随着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一些低技术含量、高能耗的产品进口需求可能减少，而对一些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的进口需求可能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贸易顺差的规模和结构。

在服务贸易中，技术进步为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有助于提升服务贸易的竞争力，缩小贸易逆差。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服务贸易成为新的增长点。中国在电子商务、数字内容、在线教育等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出口规模逐渐扩大。但技术进步也使得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凭借其在技术和创新方面的优势，在高端服务贸易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服务贸易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如果不能及时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服务贸易逆差可能难以有效缩小。

六、应对策略与建议

6.1 优化货物贸易结构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是优化中国货物贸易结构的关键举措。在高端化方面，政府应加大对高端制造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通过设立专项产业基金，为高端制造业企业提供研发资金，鼓励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航空航天领域，支持企业研发先进的航空发动机、飞行器材料等关键技术，提高我国在航空航天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和生产水平，减少对国外高端产品的依赖，提升我国在全球高端制造业产业链中的地位。

在智能化方面，鼓励企业加大对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和研发。引导企业引入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控制和管理。在汽车制造企业中推广智能制造生产线，通过传感器、自动化设备和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汽车零部件的精准生产和高效组装，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支持企业建设智能工厂，实现生产设备的互联互通和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分析，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生产成本。

在绿色化方面，加强对制造业企业的环保监管，推动企业采用绿色生产技术和工艺。对采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技术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开发和生产绿色环保产品。在钢铁行业，推广应用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如余热回收利用、高炉煤气脱硫脱硝等，降低钢铁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支持企业研发和生产绿色钢铁产品，如高强度、耐腐蚀的新型钢材，满足建筑、汽车等行业对绿色材料的需求。

培育新兴优势产业，是优化货物贸易结构的重要方向。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对新兴产业企业给予税收减免，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供土地、厂房等资源支持，为新兴产业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在人工智能领域，鼓励企业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支持企业开发智能机器人、智能安防设备、智能医疗诊断系统等产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

加强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也是提升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支持企业与国际知名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和项目合作，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我国新兴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在生物医药领域，鼓励企业与国外顶尖科研机构和制药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开展新药研发、临床试验等工作，加快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化进程。

提高货物贸易附加值，是增强货物贸易竞争力的关键。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通过设立研发补贴、创新奖励等政策，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在电子信息产业，支持企业研发高性能芯片、新型显示技术、人工智能算法等核心技术，提高电子信息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影响力，也是提高货物贸易附加值的重要手段。支持企业开展品牌培育和推广活动，通过品牌策划、市场推广、广告宣传等方式，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鼓励企业参加国际知名展会和品牌评选活动，展示我国品牌的实力和形象。在服装行业，支持企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服装品牌，通过品牌设计、时尚营销等手段，提升服装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6.2 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

加快服务业发展，是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政府应加大对服务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大财政投入，设立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服务业企业的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人才培养等方面。对服务业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如减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在金融支持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服务业企业的信贷投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服务业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

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是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政府应加大对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的扶持力度，推动金融、知识产权、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在金融服务领域，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跨境金融业务，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国际化水平。支持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拓展国际市场，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在知识产权服务领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提高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能力。鼓励企业开展知识产权交易，促进知识产权的价值实现，推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的发展。

加强服务贸易人才培养，是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保障。政府应加大对服务贸易人才培养的投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在高校教育方面，优化专业设置，加强与服务贸易相关的专业建设，如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专业。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担任教师，提高教学质量。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建立实习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打造服务贸易品牌，是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政府应支持企业开展品牌建设，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鼓励企业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通过参加国际展会、举办品牌推介会、开展网络营销等方式，提高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曝光度。加强对服务贸易品牌的保护，打击侵权行为，维护品牌的合法权益。在旅游服务领域，支持旅游企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如推出具有特色的旅游线路、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等，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在运输服务领域，鼓励运输企业提升服务质量，打造优质的运输服务品牌，提高在国际运输市场上的竞争力。

6.3 协调货物与服务贸易发展

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是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制造业企业从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通过提供服务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企业不仅提供有形的产品，还提供与产品相关的设计、研发、安装、维修、售后服务等一系列服务。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许多企业通过服务化转型，实现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一些大型机械设备制造企业，在向国外客户出口机械设备的，还为客户提供设备的安装调试、操作培训、定期维护保养等服务。这些服务不仅提高了客户对产品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还增加了企业的收入来源。据统计，这些企业的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逐渐提高，从原来的 10% - 20% 提升到了 30% - 40% 。通过提供服务，企业能够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及时反馈到产品研发和生产环节，进一步优化产品性能和质量，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货物贸易的增长。

在汽车制造领域，汽车企业也在积极推进服务化转型。除了销售汽车产品，还提供汽车金融、汽车租赁、汽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交易等服务。汽车金融服务为客户提供购车贷款、分期付款等金融解决方案，降低了客户的购车门槛，促进了汽车销售。汽车租赁服务满足了不同客户的多样化出行需求，扩大了汽车企业的市场份额。汽车维修保养服务和二手车交易服务，为客户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提高了客户的使用体验。这些服务的开展，不仅增加了汽车企业的服务贸易收入，还带动了汽车零部件的出口，促进了货物贸易的发展。

政府在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开展服务化转型。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对开展制造业服务化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供财政补贴，支持企业开展服务创新和服务能力建设。加强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引导和支持，建立健全服务标准和规范，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政府还可以搭建服务平台，促进制造业企业与服务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

6.4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权益。中国可以依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进行有力反击。当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不合理关税时，中国可以向 WTO 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申诉，通过多边贸易体制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中国积极利用 WTO 规则，向 WTO 争端解决机构提起诉讼，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贸易争端。

中国还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扩大市场准入，降低贸易壁垒，提高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中国积极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截至 2024 年，中国已与多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签订了自贸协定，促进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增强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是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中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中国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与协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中，中国应积极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推动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求。中国还应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和完善，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参与度和决策权。

七、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总结

本研究深入剖析了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 “顺与逆” 的影响因素，全面揭示了背后的复杂机制。在货物贸易方面，产业竞争力是顺差的关键支撑。中国制造业凭借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能够高效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以机电产品制造业为例，从原材料供应到零部件制造再到整机组装，各环节紧密协同，确保了产品的稳定供应和质量。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等综合成本优势，使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价格竞争力，如中国纺织品以其物美价廉的特点深受全球消费者喜爱。技术创新与升级更是为货物贸易顺差注入了强大动力。5G 技术的突破推动了通信设备的升级换代，华为等企业的 5G 基站设备凭借性能、稳定性和成本优势，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幅提升了通信设备的出口额。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也使得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出口量和出口额实现大幅增长。

国内经济因素对货物贸易顺差也有着重要影响。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使中国在面对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时能够迅速调整生产，满足市场需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提升的劳动力素质，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则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国内需求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增长；但也可能导致进口增加，对货物贸易顺差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外需变化对中国货物出口有着直接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能够推动中国货物出口的增长，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则会对中国货物出口造成严重冲击。

国际市场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与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密切相关，全球经济增长强劲时，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显著增长；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时，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则面临巨大压力。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如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加征关税、设置技术壁垒等，严重削弱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下降。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进口成本和贸易顺差有着显著影响，价格下跌时，中国进口成本降低，有利于扩大贸易顺差，但也可能导致进口量增加，对贸易顺差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政策因素在促进货物贸易顺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出口退税政策通过降低企业出口成本，增强了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优化了出口产品结构，推动了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贸易便利化政策通过提升通关效率、优化贸易监管，为企业营造了更加宽松、便捷的贸易环境，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产业政策则引导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培育新兴产业，提升了出口竞争力，进一步扩大了货物贸易顺差。

在服务贸易方面，产业结构因素是导致逆差的重要原因。中国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不足。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传统服务贸易占比过高，新兴服务贸易发展不足，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而金融、知识产权等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较弱。

国际竞争力因素也制约着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高端服务人才短缺，在金融、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的不足限制了服务贸易的出口规模和质量提升。服务品牌建设滞后，中国服务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不足，难以与国际知名品牌竞争，导致旅游、运输等服务贸易的市场份额较小，逆差较大。

外部环境因素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国际市场对服务的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设置各种贸易壁垒，限制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调整，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规则往往更符合其自身利益，给中国服务贸易带来了挑战，增加了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难度。

国内需求因素也是服务贸易逆差的重要影响因素。居民消费升级使得对旅游、教育等服务的进口需求增加，出境旅游人数和留学人数的增长，导致旅游服务和教育服务的进口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长，如跨境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由于国内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不得不依赖进口，进一步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

汇率、贸易政策、国际分工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顺逆差均有着重要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会改变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而影响贸易的规模和流向。贸易政策的调整，如关税政策和市场准入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贸易的成本、规模和结构。国际分工格局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影响着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态势。技术进步则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品升级换代、提升服务质量等方式，提升了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在优化货物贸易结构方面，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新兴优势产业，提高货物贸易附加值。在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方面，加快服务业发展，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加强服务贸易人才培养，打造服务贸易品牌。在协调货物与服务贸易发展方面，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促进两者协同发展。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方面，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

7.2 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 “顺与逆” 的问题，为贸易政策制定和企业决策提供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参考。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未来研究可聚焦于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对贸易顺逆差的影响机制。研究跨境电商如何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拓展市场空间，改变传统贸易的格局，进而影响货物和服务贸易的顺逆差。还可探讨数字贸易中的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推动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健康发展，优化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对贸易的影响愈发显著。未来研究可深入分析不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自由贸易协定（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对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逆差的影响。研究 FTA 的签订如何降低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从而影响中国与协定伙伴国之间的贸易规模和结构，以及对贸易顺逆差的调节作用。探讨 RCEP 对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影响，分析其在促进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融合方面的作用，以及对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效果，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理论支持。

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绿色贸易成为未来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未来研究可围绕绿色贸易对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逆差的影响展开。研究绿色贸易标准和壁垒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影响，分析中国制造业在应对绿色贸易要求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绿色竞争力，促进货物贸易顺差的可持续增长。探讨绿色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如绿色金融、环保服务等领域的发展，如何为缩小服务贸易逆差提供新的机遇和途径。

在研究方法上，未来可进一步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知识，深入剖析贸易顺逆差问题。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挖掘贸易数据背后的深层次信息，提高研究的精准性和科学性。通过构建更加完善的计量模型，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和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