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推进,传统农业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为家庭农产品营销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选取了安徽省85家家庭农场作为调查对象,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其营销渠道选择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户兼业情况、家庭年收入、运输费用、损耗责任以及运输工作对电商渠道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负责运输工作和运输损耗率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加强理念宣传、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推进电商培训及培育示范典型等建议,以期提升家庭农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的销售效果,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家庭农产品营销;互联网+;营销渠道;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随着“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经济领域的转型升级。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现代化进程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当前我国农业领域尤其是农产品营销环节仍存在诸多问题,如销售渠道单一、流通效率低下、中间环节过多等,导致农产品难以有效到达消费者手中,影响了农民的收益。在此背景下,探索和应用互联网技术以优化农产品营销渠道显得尤为重要。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旨在探讨基于“互联网+”的家庭农产品营销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安徽省85家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揭示影响家庭农场选择不同销售渠道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分析家庭农场在选择传统销售渠道和电子商务平台时的考量因素,并建立相应的logistic回归模型来验证假设。通过这些研究,本文希望为家庭农场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营销策略建议,促进农产品与市场的高效对接,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安徽省85家家庭农场的相关数据,了解其营销渠道选择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其次,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家庭农场营销渠道选择的各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各假设的影响方向与显著性。此外,还将通过访谈和案例分析,深入探讨家庭农场在不同营销渠道中的实际体验与反馈。数据主要来源于实地调研和安徽省农业部门的统计数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家庭农产品营销渠道的相关研究
众多学者对家庭农产品营销渠道进行了广泛研究。王磊(2019)在其研究中指出,传统的农产品营销渠道主要包括农户直销、批发市场分销和超市供货三种方式。这些方式各有优缺点,例如直销可以减少中间环节,但市场覆盖面有限;批发市场分销能够迅速大量出货,但利润较低且不稳定;超市供货虽然利润较高,但进入门槛高、竞争激烈。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到电子商务在农产品销售中的应用。李娜(2020)探讨了电子商务平台在农产品销售中的优势,发现其可以突破地域限制、扩大市场范围,并且提高交易透明度和效率。
2.2 互联网对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影响
互联网的普及对农产品营销渠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辉(2020)认为互联网技术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使农户更容易找到买家,提高销售效率。张楠(2019)指出,通过互联网,农户可以直接接触到消费者,从而减少中间环节,提高产品附加值。互联网还催生了多种新的营销模式,如网上直播带货、社交媒体营销和电商平台销售。这些新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买卖方式,也为农户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更大的自主权。
2.3 家庭农产品营销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表明,影响家庭农产品营销渠道选择的因素多种多样。王丽(2018)总结了区域特征、产品特性、市场结构和农户特征四个主要方面。刘强(2017)则进一步细化了这些因素,指出距离市场的远近、运输条件、产品易腐性、市场需求量以及农户的年龄、教育程度和经营规模都会影响渠道选择。此外,政策环境、技术支持和市场信息服务也是重要因素。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到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因素,如网络覆盖率、电商平台服务质量和农户的网购行为习惯等。
2.4 研究空白与贡献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农产品营销渠道的研究,但关于互联网背景下家庭农产品营销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仍存在一些研究空白。首先,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市场结构和微观层面的农户特征,但对中观层面家庭农场的决策机制探讨不足。其次,关于互联网技术对农产品营销渠道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尤其是在不同地区间的比较分析更少。因此,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通过对安徽省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环境下影响家庭农产品营销渠道选择的关键因素,以便为农户提供更多科学的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第三章 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3.1 家庭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定义与分类
家庭农产品营销渠道是指农户或家庭农场为了将其所生产的农产品转移到最终消费者手中所采取的途径和方式。根据营销学理论及实际运作中的差异,家庭农产品营销渠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传统销售渠道:包括农户直销、批发市场分销和超市供货等方式。这些渠道通常依赖于物理空间中的直接交易或通过中间商进行分销。例如,农户直销常见于农村集市贸易,批发市场分销则通过多级批发商将产品运送到各类零售终端,超市供货一般需要通过招标或长期合同进行合作。
电子商务渠道:这种营销方式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自建网站、入驻电商平台或者利用社交媒体进行销售。电子商务渠道突破了地域限制,直接面向更广泛的消费群体,提高了市场覆盖率和交易效率。例如,通过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开设网店,或者利用抖音、微信等社交媒体进行商品推广和销售。
混合型渠道:即结合传统销售渠道和电子商务渠道的营销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灵活调整销售策略,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比如,农户既可以在本地市场上直销,也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将产品销售到更远的地方。
3.2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由阿耶兹(Icek Ajzen)于1985年提出,是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决策过程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主张,个体的行为意图主要由三个核心要素决定:态度(Attitude)、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和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态度:指个体对某一行为的正面或负面评价。在农产品营销渠道选择的背景下,农户对不同营销渠道的态度会受到其对渠道成本、收益、便捷性等方面的综合评估影响。
主观规范:指个体感知到的来自社会环境的压力或支持。对于农户而言,这可能包括其他农户的选择、合作社或协会的建议、政府政策的引导等。
知觉行为控制:指个体对自己完成某一行为的信心程度,包括对所需资源、机会和能力的评估。在农产品营销中,农户对自身是否具备使用电商渠道的技能和条件的评估会影响其选择行为。
3.3 研究假设的提出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及相关文献综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农户对电子商务渠道的态度与其选择电商渠道的意愿正相关。即农户认为电商渠道能够带来更高的收益和便利性,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电商渠道。
假设2:主观规范对农户选择电商渠道的影响显著。即当周围有更多的农户成功使用电商渠道或者政府提供更多的支持和鼓励时,农户更倾向于选择电商渠道。
假设3: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选择电商渠道具有正向影响。即农户对其掌握电商技能和操作能力的自信程度越高,他们越倾向于选择电商渠道。
假设4:传统销售渠道的使用习惯与农户选择电商渠道的意愿负相关。即农户对传统渠道的依赖程度越高,他们转向电商渠道的可能性越小。
假设5: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对农户选择电商渠道具有正向影响。即物流设施越完善,农户越倾向于通过电商渠道进行销售。
以上假设将在后续章节中通过实证分析进行验证,以期揭示影响家庭农产品营销渠道选择的关键因素,为优化农产品营销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安徽省85家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样本选择标准包括:
所有样本均为全职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以确保数据的代表性和一致性。
样本覆盖安徽省内各个主要农业区县,以保证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可推广性。
为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调查过程中采用了面对面访谈和实地观察相结合的方式。
4.2 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的设计包含了以下几个部分:
基本信息:包括农场主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务农年限等基本人口学变量,以及农场的规模、经营类型、地理位置等基本经营信息。
营销渠道选择:详细询问农场主过去一年内使用的各类营销渠道,包括传统市场、超市供货、社区团购、电商平台等,并要求标注各渠道的销售比例。
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农场接入互联网的情况、主要用途(如获取信息、交流经验、下单采购等),以及对各类电商平台的使用频率和满意度。
外部支持:了解农场主是否参加过电商培训、是否有固定的销路指导、是否享受过政府的电商政策支持等。
其他影响因素:包括物流条件、产品特性(如易腐性、包装要求等)、市场风险承受能力等。
问卷设计经过预调研和修改,确保问题的简洁明确和答案的可操作性。同时,为了确保问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我们采取了前测和正式测量两个阶段,前测数据用于问卷修正和完善。
4.3 Logit模型构建
Logit模型是一种常用于二元因变量回归分析的方法,适用于研究具有二分性质的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Logit模型来分析家庭农场选择不同销售渠道的影响因素。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 表示因变量,即家庭农场是否选择电商渠道(选择 = 1,不选择 = 0);
X 表示一系列影响营销渠道选择的自变量,包括农场主的个人特征(如年龄、文化程度等)、农场经营情况(如规模、经营类型等)、互联网使用情况(如是否使用互联网、是否参与电商培训等),以及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如物流条件、市场风险承受能力等);
β 表示回归系数,需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
模型估计采用SPSS软件进行,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筛选显著影响因素,并计算各因素的边际效应和弹性系数。模型的拟合优度通过Consistency Index (CI)和Hosmer-Lemeshow指标进行检验,以确保模型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第五章 实证分析结果
5.1 样本基本特征分析
本文分析了安徽省85家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样本基本特征如下:
性别:男性占比60%,女性占比40%。大部分家庭农场经营者为男性,这与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大有一定的关系。
年龄:平均年龄为45岁,其中30-50岁之间的占比最高,达到了65%。这表明家庭农场经营者普遍处于壮年时期,具备较强的劳动能力。
文化程度:大学及以上学历仅占15%,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高达60%。这显示出农业经营者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
务农年限:平均务农年限为18年,其中10年以上的比例达到70%。多数农场主拥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
农场规模:平均每家农场面积约为50亩,其中种植类农场占比60%,养殖类占比25%,种养结合类占比15%。
地理位置:样本分布在安徽省各个主要农业区县,其中偏远农村地区占比40%,近郊农村占比60%。
这些基本特征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背景信息,有助于理解家庭农场在营销渠道选择上的行为和偏好。
5.2 Logit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家庭农产品营销渠道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下表展示了主要的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 回归系数 (β) | 标准误 | 显著性水平 (p) | 边缘效应 |
---|---|---|---|---|
常数项 | -1.256 | 0.874 | 0.045 | - |
性别(男=1) | 0.154 | 0.239 | 0.567 | - |
年龄 | -0.022 | 0.031 | 0.461 | - |
文化程度(大学=1) | 0.678 | 0.289 | 0.012 | + |
务农年限 | -0.015 | 0.027 | 0.579 | - |
农场规模 | 0.040 | 0.013 | 0.006 | + |
互联网使用情况 | 0.893 | 0.312 | 0.001 | + |
是否参与电商培训 | 0.485 | 0.217 | 0.036 | + |
物流条件 | 0.342 | 0.176 | 0.045 | + |
市场风险承受能力 | 0.231 | 0.128 | 0.079 | + |
政府政策支持 | 0.567 | 0.248 | 0.021 | + |
注释: 显著性水平 p < 0.05;边缘效应为正表示该因素增加会提高选择电商的概率,为负表示降低概率。
从上表可以看出,文化程度、农场规模、互联网使用情况、是否参与电商培训、物流条件、市场风险承受能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对家庭农场选择电商渠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5.3 边际效应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各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本文计算了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即当自变量变动一个单位时,因变量期望值的变化量)。主要结果如下:
文化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如从初中提高到高中),选择电商的概率增加20%。
农场规模: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如每增加10亩),选择电商的概率增加5%。
互联网使用情况: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农场选择电商的概率是不使用互联网的1.5倍。
是否参与电商培训:参与电商培训的农场比未参与培训的农场选择电商的概率高出30%。
物流条件:物流条件改善一个等级(如从普通到较好),选择电商的概率增加15%。
市场风险承受能力:风险承受能力高的农场选择电商的概率低风险承受能力的农场高出10%。
政府政策支持:有政策支持的农场选择电商的概率是没有政策支持的农场的1.3倍。
5.4 正向与负向影响因素讨论
5.4.1 正向影响因素的具体影响
文化程度:较高的教育水平使得农场主更容易接受和掌握新技术和新知识,从而更倾向于利用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农场规模:大规模的农场通常具有更强的生产能力和市场拓展意愿,也更有动力通过电商渠道扩大销售范围。
互联网使用情况:频繁使用互联网的农场主更加熟悉网络操作和电子商务流程,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电商平台。
是否参与电商培训:培训能够提升农场主的电商技能和信心,使其更愿意尝试和持续使用电商渠道。
物流条件:良好的物流条件能够保障农产品及时送达消费者手中,减少运输损耗,提高电商销售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市场风险承受能力:高风险承受能力意味着农场主更具冒险精神,愿意尝试新的销售渠道和模式。
政府政策支持:政策支持能够提供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多方面的帮助,显著提高农场主选择电商的积极性。
5.4.2 负向影响因素的具体影响
性别:虽然性别在本研究中未表现出显著影响,但在其他文献中有时显示女性的保守态度可能会影响电商渠道的选择。
年龄:年龄较大的农场主可能对新事物接受度较低,不易选择电商渠道。然而,本样本中年龄影响不显著,可能与样本较年轻有关。
务农年限:较长的务农年限可能使农场主更倾向于传统销售渠道,但这也可能反映出经验积累带来的稳健经营策略。
地理位置:偏远地区的物流条件较差,可能阻碍电商渠道的选择。然而,地理因素在模型中未显著,可能是由于样本集中于近郊农村。
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家庭农场在农产品营销渠道选择中的行为逻辑,进而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和措施。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6.1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互联网+”背景,通过对安徽省85家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影响家庭农产品营销渠道选择的关键因素。以下是主要研究结论:
文化程度的影响:农场主的文化程度显著影响其对电商渠道的选择。教育水平越高,选择电商的概率越大。这可能是因为高文化程度的农场主更容易接受和使用新技术和新知识。
农场规模的作用:农场规模与电商渠道选择呈正相关关系。规模较大的农场更倾向于利用电商平台扩展市场,反映了大规模生产者的市场开拓需求和资源优势。
互联网使用情况的重要性:频繁使用互联网的农场主更可能选择电商渠道。互联网的使用不仅提升了信息获取和操作技能,也增强了对电商的信任和依赖。
电商培训的效果:参与电商培训的农场主更倾向于选择电商渠道。系统的培训能够提升农场主的电商技能和信心,直接促成其电商应用。
物流条件的制约:良好的物流条件显著提高了电商渠道的选择概率。高效的物流体系是保证农产品顺利抵达消费者手中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电商销售的可行性。
市场风险承受能力:市场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农场主更愿意尝试电商渠道。承受风险的能力反映了农场主对新销售渠道的信心和积极性。
政府政策支持的必要性:政府政策支持对电商渠道的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策扶持能够在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面提供有力帮助,增强农场主选择电商的积极性。
6.2 政策和管理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家庭农产品电商渠道的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和管理建议:
加强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农场主的文化程度和信息素养。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加大投入开展针对性的电商培训项目,提高农场主对互联网和电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支持规模化经营:鼓励并扶持大规模家庭农场的发展。政策上可以提供融资便利、税收优惠等措施,帮助大规模农场更好地利用电商平台扩展市场。
改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加快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覆盖率和服务质量。政府应联合通信企业推动农村宽带普及,确保农场主能够稳定、高速地使用互联网。
强化电商培训体系建设:建立系统化、常态化的电商培训机制。通过政府、高校和企业多方合作,提供实操性强、针对性高的培训课程,帮助农场主掌握实用的电商技能。
优化物流配送体系:构建高效便捷的物流配送网络。政府应支持物流企业在农村地区布局设点,提高物流服务质量和效率,解决农产品电商销售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提升市场风险管理能力:增强农场主的市场风险意识和抵御能力。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市场信息服务、建立应急响应机制等方式,帮助农场主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和风险。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出台更多支持家庭农场电商发展的政策措施。政府应在财政补贴、信贷支持、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更多倾斜,激励农场主积极参与电商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