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金融改革，充分体现了西方经典经济学家的一句名言“市场就是上帝的无形之手。”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着手金融改革，在放松管制的同时稳步推进金融自由化，先后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利率的直接控制，实行浮动汇率。当时澳大利亚央行及有关部门最为担心的，是金融自由化可能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失控，但结果出乎意料的成功。澳大利亚金融体系受益于金融自由化的成功历史，加上其严格透明的监管制度与法律框架及有利的经济和金融环境，安然度过之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之后，澳也充分吸取危机发生国的教训，进一步加快市场开放步伐，以超年金(Superannuation)为主的金融产品发展迅速，金融市场更趋活跃，在面临当前次贷危机时，其金融体系也显得富有弹性。澳大利亚金融领域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双管齐下，推动金融自由化和监管市场化

第一招：金融市场全面自由化

澳大利亚以放松管制为目标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始于1980年12月，在此之前，金融业一直受到严格的管制。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初期间的澳大利亚堪称金融管制最严的国家之一，金融市场规模很小。随着经济形势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对金融业的严格管制逐渐显现出诸多弊端，具体表现在：一是整个金融体系由于竞争受限导致效率低下，金融业务部门分割严重，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脱轨；二是严格的管制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深入，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澳大利亚对金融的严格管制促使国内企业转向国际市场寻求金融服务，直接削弱了澳大利亚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澳大利亚以放松管制为内容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以1980年12月公布取消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和1981年11月国会坎贝尔委员会(Campbell　Committee，即澳大利亚金融制度调查委员会)发表的坎贝尔报告为标志，在1980-1985年的六年里迅速全面铺开。澳大利亚金融自由化改革相当成功，几乎所有的金融管制措施被取消，从而使澳大利亚由金融管制最严的国家变为管制最松的国家之一。这一改革是全方位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取消银行间兼并的限制和新银行准入的障碍。第二，取消对银行的直接控制。从1981年到1985年，澳大利亚相继取消对金融机构存贷利率、存款期限和借贷数量的限制。同时扩大银行的业务范围，取消金融机构在业务分工方面的限制，允许银行间业务交叉、相互竞争。第三，取消外汇管制，实现澳元自由兑换。1983年12月12日，澳大利亚放开澳元官方定价，澳元自由浮动，同时资金在境内外自由流动。这一举措成为澳大利亚金融自由化的里程碑，使澳元一跃成为世界上交易活跃的货币之一。第四，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资银行进入澳大利亚。1985年，澳大利亚政府批准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16家外国银行在澳设立分行或分支机构，这些分行或分支机构可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同当地银行的竞争。第五，改革证券市场，取消对股票市场佣金率和经纪人准入的限制。1984年，澳大利亚以可以协商的佣金制，取代在股票市场实行了100年之久的固定比率佣金制；1985年，允许外国投资者拥有澳证券经纪公司低于50%的股份；1987年，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进入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并可购买交易所会员证券商100%的股份。

第二招：金融监管走向市场化

    20世纪80年代末的金融动荡引起澳大利亚各界对其金融自由化改革进行反思。1996年6月，澳大利亚成立“金融体系调查组(FSI)”对澳大利亚的金融制度进行调查。根据FSI提出的六条建议，1997年9月，几乎与亚洲金融危机同时间，澳大利亚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体制作了大幅度调整，成立一个新的框架实施对金融体系的治理，目的是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提升金融市场的整体竞争力。新的治理框架包括三个治理机构，分别负责不同层面的监管责任，具体如下：1、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RBA负责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除决定货币政策、制定利率、监督汇率以及澳大利亚参加国际金融体系等方面的责任外，还负责稳定整个支付体系。2、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APRA)。APRA取代了以前由澳联储和州政府实施监管的职能，负责外国银行代表处(Foreign Bank Representative Office)和授权存款机构(Authorised Deposit-taking Institutions， ADIs)的市场准入和经营监管。即除了监督银行外，还对证券、保险、投资、信托等进行统一监管，如此可以综合考虑金融业可能出现的问题，避免某一行业的风险导致整个金融业陷入混乱。3、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ASIC)。其职责范围包括：对外国企业公司(Corporate Company)、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进行监管；对涉及超年金(Superannuation)、管理基金(Managed Funds)、股票和公司债券(Shares and Company Securities)、衍生产品(Derivatives)、保险(Insurance)等方面的业务进行市场指导，从维护消费者利益出发，对从事以上业务活动的投资者提供保护。 

自1998年10月起，在互签谅解备忘录(MOU)的基础上，澳大利亚主要货币和金融监管当局逐步开始在金融监管理事会(Council of Financial Regulators)的框架之下开展合作。金融监管理事会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财政部、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和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任该理事会主席。上述机构的负责人每季碰面一次进行沟通与协调，必要时则随时会商，协调解决重大危机。

1997-1998年澳大利亚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顺应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以其严格的管理方式有力地保障其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运行。经过这场改革，澳大利亚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加快，金融机构对外扩张步伐加快，金融业的重组取得进展，银行自动化水平大幅提高，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愈发明显，悉尼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目前悉尼不仅是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屈指可数的期权交易市场，而且是西太平洋地区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资本市场，悉尼证券交易所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融资中心之一。

二、他山之玉，值得借鉴

澳大利亚的稳健金融体系得益于其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和1997年前后对金融市场监管体制所作的大幅度调整，对中国改革的启示在于：

启示一：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顺序需切合实际。

根据澳大利亚的成功金融改革经验，汇率由市场决定后，央行才能全面掌控货币政策，使其更有效率。在汇率没有自由浮动之前，因无法准确了解银行体系中到底有多少资金，澳央行难以掌控货币政策，各种努力均受挫折。澳此前曾尝试过多种汇率体制，但最后发现，人为调节汇率并不可行，于是澳在1983年变革到完全自由化，由市场决定汇率。在汇率完全浮动和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方面，澳大利亚的做法是在汇率完全浮动之前，部分放开资本账户，剩余的被控制的部分资本账户在汇率自由浮动时也全部放开。澳大利亚历史上曾对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后来发现靠管制并不能有效控制住资本流动，因为投机者总能千方百计找到规避办法，资本管制的成本相当高。澳大利亚央行的经验是，一旦解除一项管制，往往对其他管制产生影响，而且改革的影响并非完全可预见。这意味着一旦改革开始，将以其自身的规律发展。改革的若干方面虽已提前构划，但这些改革的次序需切合实际，以便于应对潜在的问题和先前改革的影响。“大爆炸”的方式并不可取，因为对后果不确定，加之这一过程将非常难以管理。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与跨境资本的流动速度密切相关。需要警惕的是，资本项目的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往往会夸大一国不完善政策的效应，进一步削弱银行体系的偿付能力。跨境资本流动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一是宏观经济；二是微观经济，两个层面相互联系。而在微观经济层面，则通过诸多诱因致使银行承担过多的风险。因此，中国要促进跨境资本流动和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化，至关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巩固的银行和审慎管理框架。鉴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资本流入主要以银行为中介，如果银行体系本身脆弱，在资本流动发生逆转时，就有可能首先因银行危机而导致金融体系不稳定，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首先，国家外汇管理局必须要有管理资本流动风险的审慎措施。其次，要通过有效监管，促使银行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一系列国际标准去稳健经营，切实提高资本的充足程度，建立可操作的风险管理制度，健全信贷操作，从根本上提高银行资本质量，完善内控机制，有效增强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再次，要抓紧进行必要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利用金融市场工具对资本流动进行过滤。

 启示二：建立金融审慎监管体系和危机处理机制非常必要。

澳大利亚经验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审慎监管体系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对银行管制取消后，竞争将导致冒险程度的提高，提高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国内银行因为其风险管理水平较外资银行弱，尤其易受到冲击。监管当局须做好准备，密切监测银行体系的发展。澳大利亚在反思80年代末金融动荡之后，提出了对金融业加强监督和治理的新政策，并于1997年对金融监管体制作了大幅度调整。以澳大利亚经验而言，尽管面临一些明显的转型困难，贯彻货币政策不再使用直接控制，而转向一个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系统，赋予当局更宽的视野来管理经济，反之也为经济稳定开辟了道路。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中国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一套金融体系危机的应急处理机制。对于中国而言，因为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普遍较外资银行弱，易受到冲击，建立审慎监管的体制更为重要。如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风波，过多的银行把信贷资金借给客户，过多资金投入到市场化的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市场当中去，就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近年来外汇存款增加迅速，应该更加重视外汇贷款的风险，以及在衍生金融产品的下一步发展中需要注意的相关方面。作为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一旦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对整个社会安定的影响将十分巨大。因此，只有运用适当的金融危机处理机制，及时保障企业和个人的资产安全，抑制金融恐慌的蔓延，才能真正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在金融出现问题的初期，截断金融风险传播的途径，关闭或者通过注入资金的方式，对出现支付危机、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将金融危机控制在萌芽状态，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上乘之策。

启示三：加强全球和区域金融合作意义重大。

澳大利亚力主加强区域内金融合作，澳储备银行行长Stevens曾指出，“如亚洲各国联合起来，它们的影响将更大。例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都是20国集团的成员。如果这一集团能就共同关心的议题，统一声音，这将成为全球的一支重要力量。当然寻找共识不容易，但在某些问题上，共识会发挥极大的影响。”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化，面对金融风险的全球化蔓延，开展多边合作极为重要。事实上一国的金融监管已无法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侵袭，加强跨国金融合作，对于防范危机的传染或减轻危机发生后的损失，也非常必要。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和全球性合作三个层面。中国应积极与区内国家开展金融合作，参与各个层面的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把握当今金融监管的最新动态，在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新规则的制订和改革过程中逐步增加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