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烛光 周茜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 江苏南京 21119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价值链高端攀升视角下我国环境规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供给侧的组合研究(16CJY038);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江苏省人力资本全球价值链流转核算研究(3322000040)。
摘要:西部大开发政策执行20年,有效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为衡量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通过我国31个省份1995~2017年数据,以Eviews10软件构建双重差分面板回归模型。发现西部大开发政策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化升级,但未显著促进向第三产业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但仍有进一步升级空间。我国应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扶持力度,寻觅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经济新增长点,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同时应通过加大人才培育与引进力度、提升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稳步提升城市化进程、加大研发投资,提升技术水平、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投资力度等方式,共同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可持续性高质量经济发展。
关键字:西部大开发;产业结构升级;双重差分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673-5889(2020)29-0000-04
为了振兴西部地区经济,我国于2000年正式推行 “西部大开发”战略,“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等规划纲要中,均指出要加大西部地区建设力度,缩小东西部收入差距,优化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引进与培养人才、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融入“一带一路”开放式经济发展,推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等。20年来,西部大开发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2006年至2015年十年间,西部地区GDP增长率已明显高于非西部地区,但西部地区经济绝对值仍与非西部地区有着明显差距,且于2015年后,西部地区经济出现放缓态势。为进一步擎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检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政府拉动力,衡量西部地区自我成长能力及潜力的提升度,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199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大开发政策模拟自然对照试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探究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程度,对西部地区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培育路径,对西部地区自我发展潜力与能力激励等问题,为提升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我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区域间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林毅夫,1998[1];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2]),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蔡昉和都阳,2000[3];孙小兰,2005[4]),为促进经济地区平衡发展,我国推行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现有对“西部大开发”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
(一)西部大开发政策执行手段
西部大开发进程需要政府的支持(姚慧琴,2000[5]),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柳光强等,2015[6];罗鸣令等,2019[7]),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税收优惠是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的一项有力手段,显著减轻了西部地区企业的税收压力(肖育才,2012[8]),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徐璋勇和葛鹏飞,2019[9]),提升西部地区企业生产效率,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吴辉航等,2017[10]),也有研究表明税收优惠虽然减少了税收压力,但并未缩小东西部税收差距(林颖,2012[11])。财政补贴可促进西部地区资本流入(戴天宇等,2002[12]),此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措施(谭振义和赵凌云,2013[13]),可培育西部地区自主成长力(张谐韵,2012[14]),加快西部地区成长速度(彭曦和陈仲常,2016[15])。以上政策执行手段,即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基础设施均对产业结构有影响,但该影响方向及程度具有地区、产业、税种等方面的异质性(Holmoy和Haegeland,1999[16];Elnasri,2014[17];张璋和周新旺,2017[18];邹璇和余苹,2018[19];张景波,2018[20];孔翠英和白钰如,2018[21];张治栋和李发莹,2019[22])。
(二)西部大开发政策执行成效
在经济增长方面,西部大开发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文丰安,2018[23];邵传林和云锋,2019[24]),就经济增长类型来看,有学者认为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夏飞等,2014[25];茹少峰和周子锴,2019[26]),而有学者认为西部地区的现行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政府拉动,该增长存在有损生态环境,不具有可持续性等问题(何春和刘来会,2016[27];王永静和闫周府,2016[28];郑佳佳,2017[29];孔阳等,2018[30];刘敏和包智明,2019[31]);部分学者认为西部大开发使得西部地区落入了“政策陷阱”(杜立钊,2018[32];孙焱林等,2019[33]);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西部大开发政策缩小了东西部差距(肖金成等,2018[34]),或仅缩小了部分西部省市与东部的差距,某些省市与东部的差距仍在扩大(彭曦和陈仲常,2016[15]),或并未缓解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杨锦英等,2012[35];宋萌和刘涵,2017[36];任保平和张倩,2019[37])。
区域政策的推行并不一定实现地区间平衡发展目标(Liu等,2019[38];Hervas-Oliver等,2019[39]),需定期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以动态优化调整,多以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ID)衡量政策的实施效果(Vannoni,2019[40];Schneider等,2019[41];吕越等,2019[42];曹伟等,2019[43])。现有对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多集中于相对与绝对的经济增长问题,鲜有研究对于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进行研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助于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目标(苏玉峰,2016[44]),因此,考察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近20年来,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的作用,评估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内生潜力、规划未来西部大开发政策偏向、制定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方面均有现实意义。
二、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计
本文主要采用DID法考察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是否有效促进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自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间效应”,即随着时间或经济的自然发展而产生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政策效应”,即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所引起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变化。为衡量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影响净效益,本文将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的12省作为实验组,东中部其余19省作为对照组,假设实验组与对照组受到相同“时间效应”的影响,则实验组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与对照组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之间的差额就为实验组受到的政策影响净效益。本文分别将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总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因变量,分别进行面板回归,模型构建如下:
(n取值为1-3)
其中,是n产业在t年i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占t年i地区总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n取值为1-3,分别代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政策虚拟变量,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地区设为1,非西部大开发地区设为0;是时间虚拟变量,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后(即2000年后)设为1,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前(即2000年前)设为0;为控制变量,为随机扰动项。衡量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净影响主要考察,若,则说明西部大开发政策有效促进了该产业的发展。
(二)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1995~2017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来评价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国家统计年鉴》,借鉴已有文献,本文选取人力资本(hr)、外商直接投资(fdi)、城市化水平(urb)、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研发水平(rd)、政府支出(gov)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变量计算方式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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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
符号 |
计算方式 |
数据来源 |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Ind |
n产业i地区生产总值/i地区生产总值 |
199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
人力资本 |
hr |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总人口 |
199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
外商直接投资 |
fdi |
(实际利用外资* 汇率)/GDP |
199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
城市化水平 |
urb |
i地区路灯盏数/i地区面积 |
199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
inf |
公路里程/总人口 |
199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
研发水平 |
rd |
专利数 |
199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
政府支出 |
gov |
财政支出/GDP |
199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
本文被解释变量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地区总生产总值的比重,解释变量有西部大开发政策时间虚拟变量(dt)、西部大开发政策政策虚拟变量(du)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其中,交互项是本文的核心变量,反映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各产业所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政策净影响。另外,为了控制影响各产业所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其他因素,本文还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其中,人力资本效应发挥的优劣是决定产业结构再高级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参照现有研究,选取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与总人口比重来反映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也会影响地区产业结构,本文以当年汇率对实际利用外资进行换算后,以此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水平可通过影响产业集聚选择决策、人群消费偏好等方面影响产业结构,因此本文采用某地区路灯盏数与该地区面积的比值来衡量城市化水平;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手段之一就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本文以人均公路里程指标衡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创新经济时代研发水平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本文将研发水平加入控制变量,并以专利数作为变量指标;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支出,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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